常言道“养儿防老”，父母们为子女倾尽一生，就是希望晚年能有一个好的归宿，承欢膝下，然而这份天伦之乐，却并非人人都能享受得到。这不，已经年近九询的王阿婆，就要一面承受着丧子之痛，一面凄惨地过着无人看顾的晚年生活。终于，在无可奈何之下，王阿婆咬了咬牙，将自己的三名子女和亲孙子告上了法庭。

王阿婆今年已经年近九十岁了，患有高血压、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。早知道自己年岁已大，为了保障晚年生活，王阿婆在2014年就将自己名下的一处房屋以买卖的方式，低价出售给了长子李强并进行了过户。同时王阿婆与大儿子李强一家也达成了口头协议：李强一家需保障她在有生之年可以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。王阿婆的另外三位子女李建、李芳、李荣知道此事后，因未分得财产而心存芥蒂，不再与王阿婆来往。

企料，2015年，长子李强突然因病去世，至此之后，王阿婆的生活就一直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。王阿婆几次生病住院，李强的儿子即王阿婆的亲孙子李浩都未按照先前的约定对看顾她，而王阿婆的另外三名子女，更是对亲生母亲不闻不问——电话不接，赡养费不给，甚至拒绝探望。因此，在王阿婆生病期间，从看病到住院，全由社区的工作人员陪同。

九询老人卧病在床，儿孙不闻不问，本就是大不孝，然而更令人气愤不已的事情还在后头。2020年，王阿婆的孙子李浩，以自己要结婚为由，屡次要求王阿婆搬出去住，王阿婆不允，李浩还声称，这套房子是父亲花钱买的，留给自己了，王阿婆既然卖了房子，就没资格继续住了。

王阿婆连自己的无力照顾了，现在还要落得无家可归吗？老太太越想越伤心，无奈之下，一纸诉状，将三名子女和亲孙子，一同告上法庭。

王阿婆在诉状里要求，其子女李建、李芳、李荣、以及其长孙李浩每人每月向其支付生活费2000元，每人每月到其住处探望其两次。

此案于2021年在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

被告李建、李芳、李荣辩称，王阿婆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退休金以及残疾保障金，而且早已将自己的房产转让给了李强，现李强虽然已经去世，他的儿子李浩作为主要继承人之一，享受了既得利益，自然需要代替李强履行赡养义务。况且，李强一家还和王阿婆签订过相关协议，应当负责王阿婆的日常生活起居。

被告李浩辩则称，自己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，经济负担较重，并且作为王阿婆的孙子，并没有赡养祖母的法定义务，故不同意支付赡养费。

我们先来看本案中的第一个争议的焦点，王阿婆的三名子女，是否有赡养老母亲的义务。

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，“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，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，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。”

同时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“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、扶助和保护的义务。”

在本案中，王阿婆已高龄，不仅身体残疾还患有疾病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三名被告作为承担赡养义务的第一顺序责任人，应当承担赡养义务。此外，王阿婆虽有固定的退休金以及残疾保障金，但其年老多病，需每月固定支出看病费用，为确保其老年生活质量，子女应支付赡养费来解决老人的生活问题。

接着，我们来看本案中的另一个焦点问题，被告人李浩，也就是王阿婆的孙子，对祖母是否有赡养义务。

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，“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，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，有赡养的义务。”

从该规定可以看出，孙子女对祖父母的赡养义务是有前提条件的，即在被赡养人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赡养能力的情况下，才由孙子女承担赡养义务。由于本案原告其余三个子女均有赡养能力，因此，李强之子李浩不需要承担对原告的赡养义务。

综上，法院最终判决：王阿婆三名子女李建、李芳、李荣每人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，每月探望王阿婆一次，驳回王阿婆要求孙子女支付赡养费的诉讼请求。

通过本案的判决，让我们对《民法典》中关于赡养义务这个部分有了更清晰的了解。在王阿婆看来，儿子继承了房产，并且与自己约定了一家人会为她养老送终，那么即便儿子死了，孙子也应该继续尽孝，但在法律上，这种“隔辈”之间的赡养义务，却必须在（外）祖父母的所有子女已经都不在世且孙子具有赡养能力的条件下，才能成立。

不过，虽然本案最终判决结果是，王阿婆对孙子李浩的起诉不予支持，但法院最后也特别强调了，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，弘扬家庭美德。关爱老人、家庭和睦是我们倡导的价值观，子女应当在老人需要时对老人进行探视、照料等义务。

也就是说，尽管法律上无法直接判罚，但站在道德和人情的角度，法院还是希望，孙子李浩应该敬老爱老，履行承诺，让高龄祖母可以安度晚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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